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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从袖中抽出几张信纸，向几人晃了一晃，用意不言而喻：为了保证一鸣惊人，能够直入丞相府书案，穆祺寄来的地图和信件都是由刘礼亲自书写，用的还是丞相教他的字体；不过，一模一样的字体还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字体错落有致，笔画时粗时细，不必要的多了很多曲笔。旁人可能一头雾水，但熟悉内情的人一看就能觉出猫腻——这是早年武侯传授《阴符经》时与嗣君约定的暗语，原本是演示军队行进时传达密令的技术，但只要稍加改造，同样也可以传递更多、更复杂的消息。

怪不得刘礼书写文件时总是格外仔细，常常以“隐私”为借口阻止旁人细看——穆祺蠕动嘴唇，终究只能嘟囔出一个“莫名其妙”，而后悻悻然了事。

丞相理了一理信纸，将文件仔细收好。老登双手环抱，大马金刀站立于旁，此时终于哼了一声：

“你早就知道我等的来历了？”

“信中大致提了一提。”武侯叹息道：“当然，我是直到诸位走进山洞，才终于能大致确定。”

“所以你都不觉得惊讶么？”

“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？胡蝶之梦为周与？庄周梦蝶，本无区别。”武侯道：“再说，周穆王化人之喻，原本也自有深意。”

《列子》云，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，入水火，贯金石；反山川，移城邑，千百般不可思议的神通；周穆王痴迷于化人的法力，为之神魂颠倒，为之恍兮惚兮；然而倾尽国力取悦化人未果，最终仍是黄粱一梦，两手空空；于是终于领悟到神仙方术不过幻梦一场，于现实实无裨益。

武侯以此而作喻，暗示自然相当明白。所谓平行世界、时间穿越，当然是很玄妙、很奇幻、很不可思议的东西，但以大汉丞相如今的境遇，无论这个事情多么的玄妙奇幻，他都真没有精力去惊叹、去感慨、去漫无边际的畅想了；所谓朝乾夕惕，所谓日理万机，维持一个摇摇欲坠的弱小政权，从来都是非常艰难、非常辛苦，要榨干人一切心血的事情。

人的资本不一样，选择也不一样。武皇帝这种天命富贵的角色可以为所欲为，可以永远年轻，永远热泪盈眶，永远有上不完的当，当当还不一样；但武侯不同，他光是维持这个局面，就真的已经竭尽全力了。

惊讶、好奇？那是国力充沛时才有资格做的奢侈举止。对于现在的武侯而言，他需要做的判断只有两个——第一，这件事是真的么？排除一切不可能，判定为真以后，立刻就进入下一个判断：这件事有什么用处，又会有什么影响？

冷静、高效、丝毫不拖泥带水，西蜀如今的行政效率，就是靠这样近乎冷酷的决断维持的。

老登咂了咂嘴，没有再说话。依照他平时尖酸刻薄的本性，被穆某人强力威胁打压一路之后，本该随时找个机会大开嘲讽。但现在……唉，现在，站在自己面前的人，毕竟一腔心血都是为了存续他们老刘家的大汉，于是千万般阴阳怪气，此时都堵塞在喉咙，一句也无法说出了。

——他总得要脸嘛！

“……那么。”穆祺低声道：“丞相想必已经知道我们的来意了？”

“信件中已经略微提到。”武侯点一点头：“不过，如今仍有一些问题，恕我要一一问过。”

简单明了，干脆利落，迅速就切换到了高效而严谨的工作模式。与穆祺及刘先生这些闲散无事可以打个嘴炮就打半天的混子不同，大汉丞相拼了命也只能够挤出半天的闲工夫，所以他根本没有时间过多的抒情；刚刚的沉吟低语，缓声宽慰，已经是个人情绪可以表达的极限，而如今，他就得剥去一切外衣，直面最核心的问题了。

“信件说，诸位费尽周折，抵达此处，是助力于复兴汉室；这样的深情厚谊，委实是感激不尽，无以言表。”

丞相团团行了一礼，穆祺等赶忙回礼；而老登嘴角抽搐，也侧身向外避了一避，表示不敢受这个礼——他平日里当然不是什么谦逊守节的人，但此时此地，此种情形，要他为了“兴复汉室”而受人家的大礼，似乎也委实是尴尬了点：

兴复汉室？兴复汉室不本来就是你们老刘家该守的职责么？现在有人自愿站出来替你们老刘家呕心沥血的操心这件大事，怎么还好意思领人家的谢呢？

当然，老登这点微妙而诡异的心理，估计一时就实在没有人能明白了。诸葛丞相停了一停，又道：

“不过，不知诸位心中所要兴复的汉室，又是个什么光景？”

穆祺微微凛然，意识到真正的戏肉终于来了。政治的第一要义是区分敌我，在精诚合作之前，双方都要开诚布公，公开阐述自己所期望的政治路线，寻找共识、协调冲突、判断与对方联合行动的可行方式，尊重彼此的底线——如果用时髦一点的话说，大概应该叫“对齐颗粒度”。

这是非常郑重的事情，所以穆祺颇为紧张的思索了片刻，从衣兜中抽出了一张白纸——要让他现在构思出一篇逻辑清晰条理缜密的说辞，那是绝对做不到的，所以干脆只有毫无感情、照本宣科地念一念稿子。

事实上，就连念稿子这个动作都实在没有什么必要，因为丞相向他伸出了手。

“信件上说。”武侯微笑道：“穆先生可能不太喜欢在外人面前念稿，直接看稿子要方便一些。”

穆祺……穆祺在想象中对着贸然揭短的刘礼咬了咬牙，终于还是把稿子交了出去。

事实证明，直接看稿子的确快太多了。没有口音和断句等等不必要的阻碍，武侯从上到下一扫而过，迅速就能把握住问题的关键：

“足下文中说，要建立一个‘中央集权的汉室’，什么是中央集权？”

考虑到几千年的差异，穆祺早先就在名词注释上下过功夫。所以他在兜里摸了一摸，很快又摸出一张新的纸条，不过犹豫片刻之后，还是把纸条递给了诸葛丞相。

刘礼说得没错，他确实很不喜欢在这么多人面前念稿子——尤其老登还抱着手臂看着他，一副随时准备挑刺的样子。

丞相将纸条看过数次，立刻发现了关窍：

“按照先生所定义的‘中央集权’，集中到中央的权力似乎并不——并不完全在皇帝的手里？”

顶尖高手总能一眼看出虚词修饰下的冷酷现实，而在这种顶级高手面前顾左右而言他搞政治诈骗，无疑是极为愚蠢的现眼行为；所以穆祺点了点头，伸手往兜中摸第二张纸条，同时思路迅速运转，琢磨着该怎么说服诸葛丞相接受这个颇为惊天动地构想。

事实上，穆祺本人对中央集权并无特别的偏好。一如他自己所说，他是个并不坚定的进步主义者，圆滑软弱的实用主义者，所以并不会在权力的运转方式上有什么偏执的信仰——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哪一个更为合适，恐怕是需要理论家们讨论一千年才能决定的问题；但现在的问题则远没有这么复杂，因为在东汉末年秩序崩坏后的当下，抛弃中央集权就等于将权力拱手让给了地方根深蒂固的士族——琅琊王氏、陈郡谢氏、弘农杨氏一类，而那个结果嘛……

地方分权未必是坏的；如果执掌地方政权的力量能够高效运转，也未必不可以构建出一套稳定的封建秩序。但现在的问题是，有资格影响地方政权的士族实在是太菜了——菜到无可言说，菜到德不配位，菜到根本控制不住局面；那么所谓高效运转，乃至稳定持续，自然就是镜花水月，纯粹空谈了。

在政治上，最残酷最可怕的事从来不是什么吉列豆蒸，而是连斗争都不斗争，就放手将权力丢给最无能、最废物、最不配掌握权力的力量。因此，现在选取什么制度其实并不要紧，要紧的是得把老鼠赶下桌；尽快逼迫那群世家菜鸡把他们根本没有资格染指的权力吐出来，分配给——分配给一批至少神经正常，不磕药、不发疯、不满街裸奔的人。

集权分权都不重要，没有世家是最重要。

当然，为了巩固中央集权，确立可靠的政治秩序，就必须削弱皇帝的地位。这并非是处于打压皇权的政治正确，而是冷酷理性的算计：就算权力真集中到了天子手上，也绝没有哪个绝世肝帝可以靠一个人运转这样庞大的权力，他必然要找人分享、合作、制衡；而局限于现在的生产力水平，皇帝可以分享权力的人选就实在太有限了——东汉在宦官外戚士族三个鸡蛋上跳了两百年圆舞曲，最终还是支撑不住、一败涂地；悟已往之不谏，知来者之可追，已经犯过的错误，当然不能重蹈。所以长久之计，还是要寻找一个可靠的利益阶层，可以更加稳定的建立秩序、使用权力。

文彦博称天子与士大夫共天下，后世所讥；但实际上，除非彻底抹消封建国家的暴力属性，来个跨越千万年的跃进，否则天子总是要与某些人共天下的。关键在于这些“人”，或者说利益集团是否靠谱——西汉前中期与同姓藩王、与军功列侯、与外戚共天下，事实上也混得非常不错；反倒是武帝之后大权独揽，设立内朝架空外朝，却在几代人里连连翻车，最终把政权倒贴给王莽了事。

所以，在穆祺的心中，“中央集权+限制皇权”应该是并行不悖的；不搞中央集权，就不能赶老鼠下桌；不搞限制皇权，就不能阻止奇葩皇帝发癫。两样缺了哪一样，都有可能复刻南北朝以来的错误，搞出一个完全的类人体系。

不过，中央集权也就罢了，所谓“限制皇权”云云，恐怕会给古人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，穆祺稍一犹豫，还在斟酌说服的用词，却听诸葛丞相道：

“如果集中来的权力并不由皇帝全部掌握，那么天下重担，该由谁来负荷呢？”

穆祺愣了一愣：“当然由四海英俊奇绝之士，共同担下这一副担子。”

皇帝应该和谁“共天下”？如果按照政治书的标准答案，应该是一个久经考验后富有先进性（相当先进性也是先进性）的利益集团。但历史这玩意儿不是神学，不会有哪个仙人蹦出来屈指一点，强行钦定一个先进性；所以人选的抉择，往往也很难断定。不过还好，现在他们不必纠结这个问题；持续数十年的汉末乱世是最大最有效的过滤器，能从那种彻底的秩序崩坏中侥幸存活乃至展露头角的人物，肯定都是当世一等一的英才——而现在的关键，就是建立一套可靠的体系，将这些人选拔出来、磨砺出来，能够顺畅地与他们分享权力，建立一个稳妥的政权。

当然，分享权力这种事情总是很敏感的，所以双方的回答都是极尽含蓄，小心翼翼，尽力用“天下重担”这种婉词来掩饰最尖锐森冷的内核。甚至在婉转解释完自己的意图之后，穆祺还费尽心思，琢磨着要往回找补两句，免得把场面搞得太僵。但丞相稍一思索，点一点头：

“这也不错。”

“我是想说——诶？”

穆祺霍然瞪大了眼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