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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了基石，有了工具，才有了具体的道德取向、详尽的价值判断，才可以回答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坏的，什么是应该做的，什么是不应该做的；这就是最具象、最详细的“价值观”。世界观与方法论是抽象的，所以被称为“形而上”，价值观是具体的，所以被称为“形而下”。但无论形上形下，彼此之间的逻辑联系都是紧密瓜葛，断然不可切割——没有具象的价值观，抽象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就无法落到实处；没有抽象的世界观，价值观也就是无源之水、无根之木，摇摇晃晃、难以推敲，根本不能经受思辨的考验。

“——但现在的问题在于，原始的儒家根本没有回答过形而上的问题；儒家圣人们从来没有定义过属于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。”穆祺双手一摊，神色自若：“陛下很熟悉儒家经典吧？那请陛下回答我，经典中反复提到‘天’、‘天道’、‘天命’，那么，圣人们解释过什么是‘天道’、‘天命’么？”

皇帝：…………

皇帝目瞪口呆，两眼发直，默然不语了片刻；而在这片刻的功夫里，他竭尽所能，快速过了一遍自己记忆中的经典——什么是“天道”？《论语》只谈仁爱，好像没有相关内容；《春秋》微言大义，当然不会讨论这样宏大的东西；就连最接近谈玄论道的《易经》，最接近谈玄论道的《易经》——

皇帝的额头冒出了冷汗；他下意识望向了卫青——长平侯功成名就后延请高士，是踏踏实实学过一遍《礼》、《易》的，换言之，卫将军对易经的了解也不算差，或许可以发现他疏忽的内容。可现在，卫将军也是愕然不语，神色奇特之至……

“不用想了。”穆祺叹息道：“答案就是没有。儒家圣人从来没有回答过这个问题——说得再刻薄一点，他们甚至没有关心过这个问题。”

或许是敬鬼神而远之，或许是过于实用主义，孔子确实不怎么在乎这样玄妙高深、近乎于以空对空的抽象思辨；他更在乎的是具体的道德律条，是现实中可以感知、可以触摸的礼制与规矩，仁政道义。“《论语》万言，无一字虚谈”，每一句都是实的，都是具体的，绝不整虚的。

这种完全实用的取向，放在一个政治家或者大学者身上，或许没有什么；但要是作为一门哲学立身的根基，那就会存在巨大的问题——没有世界观，没有方法论，没有一切的基石，你的道德是从哪里来的？

随便举个例子吧，《论语》云“仁者爱人”，大家照本宣科，也居之不疑；但如果有杠精非要刨根究底，问一句“为什么‘仁者爱人’”呢？

如果遇到腐儒朽儒，大概会硬顶一句“天经地义”——没有为什么，不许你问；但要是大儒学养深厚，大概会愿意多解释一句：“这是圣人的教诲，我们都要向圣人学习，当然要遵从他的教诲。”

好，那么，“为什么孔子是圣人呢？他有什么不一样的？”

到了这一步，问题也不是没法回答，为什么孔子是圣人？因为他是“天之木铎”，从上天那里领悟到了治理人世的大道，所以我们这些凡人都应该向他学习，才能提升自己，明白了吗？

很好，很好，到这里步步相逼，终于可以揭出最后一张大牌了——你说孔子是“天之木铎”，那天是怎么样的？你说孔子从上天那里领悟到了大道，那他是用什么法子领悟的？这样的法子可不可以公开出来，大家都来领悟领悟？

大儒：…………

基础不牢，地动山摇；平日里看着没有二两，但只要在辨经中一上称，那就是一千斤都打不住。事实上，数百年后佛教东传，这种在天竺血肉磨坊里辨经辩出来的完整哲学，仅仅只要一个照面，就把儒家打了个丢盔弃甲、屁滚尿流，以至于在思想领域节节败退，几乎已经守不住老家。

佛教东汉传入，南北朝流布，而至晚唐之时，大儒韩愈环顾四周，已经不是佛塔，就是布施，于是油然生悲，慨叹“道统将亡”——当年孔老夫子率七十二弟子周游，所到之处，贵族国君竭诚欢迎，那种勃勃生机，万物竞发的境界，犹在眼前；怎么短短数百年的功夫，此处竟要沦为儒生的葬身之地了么？

当然，道统还是没有沦亡，儒生也还是守住了高地；但其中的艰辛酸楚，则不可与外人言说——韩愈还只是悲哀道统沦亡，但本质也没有搞清楚儒家为什么会斗不赢佛老；还得是宋儒磕磕绊绊摸索几代人，才发现是底层代码出了问题，上古设定缺失严重，自己必须得给老祖宗填这个天大的漏洞。而整个填补的使命，即概括为张载不朽之“横渠四句”：

为天地立心——搞清楚天道是怎么回事，整一套可行的世界观；

为生民立命——命自天降，要打通天人之间的关节，搞清楚人如何获取天道、掌握规律，敷衍一个可行的方法论出来。

为往圣继绝学——孔老夫子挖坑不填害死人了，大家咬咬牙把坑填上吧！

为万世开太平——这样就能天下太平了吧？

所以，横渠四句之所以伟大高深，不在于什么成功学的鸡汤、不可理喻的狂想，更不在于什么玄幻奇妙的“文气”，而在于真真切切的现实——它意味着，在被佛学毒打了几百年后，儒生终于搞清楚自己该往哪个方向发力了。

喔当然，搞明白问题不代表就能解决问题。认识到儒学在世界观与方法论上的缺失，花了士人们几百年的时间；而解决这个缺失，则又花费了几百年的时间——范仲淹王安石三苏二程前赴后继，带宋最聪明的脑袋瓜一个接一个的往里面跳，大家绞尽脑汁耗竭心力，完全是拿性命堵上的这个大坑——这里是字面意义上的“性命”。

显然，如果范仲淹王安石三苏二程等超一流的人类群星，都还要数百年时间才能填上原始儒学的大洞，那么以儒家现在这样简陋而原始的状态，当然更不能应付后世的“大哉问”——这就是他们的软肋。

“……所以，辨经的问题不能太细。越抽象越好，越宏大越妙——汉儒不是宋儒，他们很大程度上是在温室中长大的……”

皇帝的脸一僵：“什么叫在温室中长大？”

“字面意思。”穆祺道：“陛下以皇权扶持，揠苗助长，搞得万马齐喑，没有学派敢和儒生公开辩论，于是这样重大的逻辑漏洞居然可以延续数百年，一直没有被人戳穿——某种意义上，也算是‘爱之足以害之’了吧。”

垄断意识形态之后，儒家就忙着和皇权搞吉列豆蒸脸，谁还关心什么逻辑体系、严密基础？反正辩论不过直接捂嘴，铁拳在手你奈我何。反观佛学，那是天竺那种养蛊圣地硬生生玩嘴玩出来的顶级高手，是靠着辨经不过斩首以谢一路从尸山血海中杀出来的究极卷王，那嘴皮子上的功夫，相差何以道里计？无怪乎南北朝分立之后，一旦失去皇权拉偏架，大家公开一对一斗嘴，儒生就要丢盔弃甲了。

不过，现在是没有外来和尚出面重击儒生了。不过这也没有关系，只要皇权不再作死偏袒，那么效法以往三教辩经的成功经验，也足以轻易制服此时还残缺不全的儒学——轻易制服。

“所以，策论的辩题一定要注意。”穆祺最终下了结论：“越宏大越好，越玄深越妙，越是‘大哉问’，越能触及到儒学的盲区，逼出内部的缺陷，乃至于分裂——只要他们分裂了，我们也就赢了一半。”

他平静的论述完这残酷的谋算，随后伸手一扯，露出了最后一张白纸：

【何为道？】

相比起先前求贤的策问。这一次在军中举办的论道策问则要宽松很多。先前的策问必须是州郡诸侯推荐的贤良高士，这一次则广开门庭，稍有一技之长，即可入门下论事；先前的策问规制严谨，被召来的贤良全程不许与外人稍有接触，这一次的限制则散漫放松许多，士人们可以自由出入考场，彼此议论心得，策问场地的四面甚至还堆有大量的书籍——这是陛下特赐，以白纸印刷的各门经典，供他们在思考时随时翻阅，以防疏失。

这真是太贴心也太温厚了，以至于被召来的儒生感激涕零，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了天子的大恩大德——他们平时对皇帝的严苛不是没有腹诽，最大的抱怨是天子用人太不拘一格，太不看重他们儒生；但现在看来，天子求贤的心还是真诚的，天子善待贤人的恩遇还是深厚的，他们这些郁郁不得志的大贤之士，也不是没有出头之日嘛！

抱着这样感激的心情，他们斗志昂扬的展开了白纸，饱蘸浓墨，逶迤下笔。有这么多经纶原典做参考，彼此之间又可以相互借鉴讨论，区区一篇策问，还不是手到擒来？因此大家兴致盎然，下笔之时，还不忘交头接耳，低声谈笑，畅想将来做官的大好时光。

然后，一刻钟过去了，考场里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。

然后，两刻钟过去了，考场里的一片死寂，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了。

第129章

事实证明，穆祺的猜测一点也没有差错。针对儒家软肋的攻击，确实有其非凡之效用。事实上，策问只考到一半，就有监考的侍中匆匆忙忙赶到后堂，向皇帝禀报前方变故，说是有几个儒生在考场里打起来了！

“这些人先前还在三三两两的议论文章，议论着议论着，不知怎么就红了脸。”侍中惶恐下拜：“这都是臣的疏忽，唯有领死罪而已！”

“喔？”半靠在软榻上的皇帝好奇地直起身——一般人打架他根本无所谓，多半是叫人拖下去一人打五十棍醒一醒脾胃；但现在是为了文章打架，那就似乎颇有一点意思，足以引动至尊的注意了：“吵的都是些什么？把他们的策论调来给朕看看。”

不过片刻功夫，几张白纸已经铺在了榻前，侍中垂手站立在侧，为皇帝及随侍众人讲解当初的情形：

“两人先是在看这篇策论，议论什么天道之玄要……”

穆祺摸着下巴，相当之赞同的点头：“那也的确够玄的。”

是的，或许是被“何为道”这样宏大虚无的题目给搞得昏了头，第一篇策论同样写得玄之又玄，高深莫测；穆祺看了几遍，大致只看懂了一个开头——总的来说，这篇策论认为天道太玄深、太莫测了，所以根本不可以用常规的语言叙述，因此，“何为道”的问题，也难以回答……

侍中小声道：“两人议论了几句，其中一人就指责这篇文章是外儒内道，颂扬老庄，贬损孔学……”

“颂扬老庄？”穆祺微微愕然，随即醒悟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。还真是老庄那一套！”

道是不可以用语言表达的，用语言表达的就不是道——这不妥妥的老庄思想吗？也难怪其余的儒生读两句立刻翻脸了，因为人家一眼就看出，你是个隐藏在孔子门下的老庄间谍！

哼哼，收了李耳的五十万匹丝绸，来黑我们孔学的是吧？我早就看出你的奸诈来了！

穆祺道：“所以就这么打起来了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