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章:学堂里的风雨声
女子学堂的匾额挂起来那天,刮了场秋风。檀木牌匾上的“启慧堂”三个字,是我亲手写的,笔锋里带着股从泥里拔出来的劲,墨汁用阿竹寄来的“韧草”泡过,据说能经住十年风雨。
春桃正踩着梯子,往门楣上挂红灯笼,布庄的伙计在底下扶着,嘴里喊:“桃老板慢着点!这灯笼可是苏翰林特意让人扎的,画的都是女先生教书的模样!”
春桃如今是“春桃布庄”的老板了,沈御史帮她盘下了李府旁边的铺子,门脸比从前亮堂十倍,柜台上摆着我送的砚台,说是“镇店之宝”。她的右眉骨上那道疤还在,却总笑着说:“这疤好,能吓退欺负人的泼皮。”
周明站在学堂院里,指挥着杂役摆课桌椅。他中了秀才后,没去考举人,反倒来学堂当了先生,教孩子们读《三字经》。他那条被家丁打瘸的腿还没好利索,走起来一颠一颠的,却比谁都精神,嗓门洪亮得能震落房檐上的灰:“第三排的桌子再往左挪挪!苏先生说,要让每个孩子都能晒着太阳读书!”
我站在廊下,看着这一切,左脸的疤在秋风里微微烫。学堂的青砖地是老周带人铺的,他如今是学堂的杂役头,每天天不亮就来扫院子,说“这辈子没进过学堂,守着这门也算是沾了文气”;周明的娘拎着篮子来了,里面是刚蒸的窝头,给孩子们当点心,她总摸着我的手说“清辞啊,你这手要是生在从前,怕是要被裹成粽子,哪能握笔写文章”。
开课第一天,来了三十七个学生。大多是贫家女,有的梳着双丫髻,手里还攥着打猪草的镰刀;有的怀里揣着针线笸箩,说是课间能绣两针补贴家用;最小的那个才五岁,是个哑女,被爹娘扔在学堂门口,怀里塞着张字条:“求先生给口饭吃,她会用手比画,不吵人。”
我把哑女抱进怀里,她的小手冰凉,却紧紧抓着我的衣襟,像抓住救命的稻草。“以后你就叫‘语安’,”我指着黑板上的字,“虽然不能说话,但我们可以写字,字就是你的嘴。”
她眨了眨眼,突然用小手指在我手心里写了个歪歪扭扭的“谢”字——想来是从前偷偷学过。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下,酸溜溜的,却暖得很。
先生除了我和周明,还有两个女子:一个是前吏部尚书家的庶女,因反抗包办婚姻被赶出家门,一手簪花小楷写得极妙;另一个是江南来的医女,带着药箱来的,说“教孩子们读书,也得教她们识药草,免得被庸医骗了”。
第一堂课讲《诗经》,我刚念到“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”,底下就有个扎羊角辫的姑娘举手,声音脆得像铜铃:“先生,淑女为什么一定要等君子求?她自己不能去找吗?”
满堂的孩子都笑了,连窗外听热闹的杂役都跟着咧嘴角。我放下书卷,看着那姑娘眼里的光——像极了当年在白鹭书院,我追问院长“女子为何不能考科举”时的模样。
“能,”我说,“不仅能找,还能自己选。就像这学堂的门,从前是关着的,现在我们推开了,往后谁想进,谁就能进。”
话音刚落,院外传来马蹄声,嘚嘚的,像砸在人心上。
春桃从外面跑进来,脸色白:“苏小姐,吏部尚书来了,带着兵卒,说……说咱们这学堂‘伤风败俗’,要封门!”
吏部尚书是个干瘦的老头,穿着件墨色官袍,领口的盘扣歪着,一看就是急着来的。他背着手站在学堂门口,三角眼扫过院里的孩子,像看一群碍眼的蚂蚁。
“苏清辞,”他的声音像磨过的砂纸,“陛下让你当个编修已是天恩,你倒好,竟敢开什么女子学堂,教这些丫头片子‘抛头露面’,是想翻天不成?”
我往前走了一步,青布襕衫的下摆扫过青砖地,带起些尘土。“尚书大人,《礼记》有云‘建国君民,教学为先’,没说女子不能学。这些孩子大多是孤儿、贫女,识了字能记账、能写状,总比被人欺负了只会哭强。”
“强词夺理!”他往地上啐了口,“女子无才便是德!学这些歪理,将来个个都像你,不安分守己,这世道还不乱了套?”
“大人说笑了,”我笑了笑,左脸的疤在笑纹里若隐若现,“前朝的女官刘夫人,不就是靠识文断字,帮陛下查贪官、平冤狱?难道她也是‘不安分’?”
他的脸涨成了猪肝色,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,最后猛地挥手:“给我封!把这些丫头片子都赶出去!”
兵卒们刚要动手,周明突然挡在孩子们身前,瘸着腿,却站得笔直:“大人要封学堂,先从我身上踏过去!我爹是河工,被贪官害死了,我娘说,只有让丫头们也识字,才不会再被人骗!”
孩子们也跟着喊:“不许封!我们要读书!”
哑女语安突然跑过来,张开双臂挡在我面前,小身子抖得像片叶子,却死死瞪着吏部尚书,用小手比画:坏人,走!
小主,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,后面更精彩!
吏部尚书被个哑女瞪着,气得抖,抬脚就要踹她。我一把将语安揽到身后,自己迎了上去。他的靴子踢在我胳膊上,疼得钻心,却死死站着没动。
“大人敢动孩子,”我的声音冷下来,像结了冰,“我就敢在金銮殿上,把您去年收盐商五千两银子的事,一字一句讲给陛下听。”
他的脚僵在半空,脸色瞬间白了。
我从袖中掏出张纸,是沈御史让人查的账,上面记着吏部尚书和江南盐商的往来,每一笔都清清楚楚。“大人要是识相,就带着你的人走。这学堂,不仅要开,还要开到各州各县去。”
他盯着那张纸,手哆嗦着,最后狠狠一跺脚,带着兵卒灰溜溜地走了,马蹄声远了,还能听见他骂骂咧咧:“等着瞧!我饶不了你们!”
孩子们爆出一阵欢呼,语安扑进我怀里,小胳膊紧紧搂着我的脖子,用脸颊蹭我左脸的疤,暖乎乎的。周明扶着我的胳膊,眼眶通红:“苏先生,您胳膊……”
“没事,”我揉了揉语安的头,“皮糙肉厚,经得住踢。”
春桃提着布庄的剪刀跑进来,气喘吁吁:“我刚让人去报官了!这老东西太不是东西!”看见我胳膊上的鞋印,眼睛瞬间红了,“不行,我得去找沈御史,让他给您做主!”
“不用,”我拉住她,“他来闹,是怕我们坏了他的财路。越是这样,越说明我们做对了。”
我转身看向孩子们,他们正围着语安,看她用手比画刚才的事,小脸上满是兴奋。阳光穿过学堂的窗棂,照在他们身上,像撒了层金粉。
“都回座位去,”我拿起书卷,声音比刚才更亮,“我们接着讲《诗经》,讲‘蒹葭苍苍’,讲那些藏在芦苇丛里的念想——就像我们,藏在这学堂里的念想,总有一天会被更多人看见。”
吏部尚书没善罢甘休。
第二日,学堂的米缸就空了——粮铺老板说“不敢再送”;第三日,井水突然变浑了,漂着死老鼠,显然是被人投了脏东西;第四日,庶女先生偷偷告诉我,她爹派人来传话,说“再在学堂待着,就打断她的腿”。
周明气得要去找吏部尚书拼命,被我拦住了。“他要逼我们走,我们偏不走。他断我们的米,我们就自己种;他弄脏井水,我们就去河边挑;他威胁先生,我们就让更多人来当先生。”
我让人在学堂后院开了片荒地,带着孩子们种萝卜、白菜,周明的娘教大家怎么施肥,医女先生教大家辨认有毒的野菜;春桃的布庄送来十几担柴火,说“烧不完,冬天都够了”;阿竹从江南托人捎来两车药材,附信说“这些能防虫害,也能当药引,孩子们要是病了,按方子抓药就行”。
最让人暖的是街坊们。卖豆腐的王婶,每天多送半板豆腐;修鞋的张叔,带着徒弟来帮学堂补窗户;连贡院门口的老秀才,都拎着自己的旧书来,说“给孩子们当垫脚石也好”。